此外值得注意的是,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,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。剧中,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,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,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,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。不过,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,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。例如,剧中的“小叔”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,早年便闯荡深圳、探索个体经济,堪称时代的弄潮儿。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,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,开起了炸鸡店,过上了安稳的余生。在《我们的日子》里,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,家庭是最终的归途。一辆白色货车行驶在黄土高原的隧道公路,不修边幅的司机熟练地挂挡前行,车挂上的拨浪鼓在颠簸中左右摇摆。穿过隧道,阳光照射在司机脸上,他看起来疲惫又沧桑,故事便从这个中年丧子的男人苟仁开始讲起。苟仁生活的原动力来自一个信念——寻找凶手,为儿子赖赖报仇。他经营一个小本买卖,开着货车辗转各个乡村,也因此遇见了毛豆。毛豆从小和奶奶生活在乡下,母亲嫌弃家贫出走多年,父亲外出务工养家糊口,家庭的温暖对他而言属于奢侈品。当他得知苟仁可以捎信到神木县时,脑海中便涌现出一个念头——寻找爸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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